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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之不足与修改意见
作者:吴亚辉  发布时间:2010-10-26 11:15:13 打印 字号: | |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经过1996年的修改,在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规范职权机关、保障人权等方面有显著成效,对于完成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尤其是在规范职权机关、保障人权方面,暴露的问题比较突出。我院在采取听取汇报、与法官座谈等形式,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了调研,分析了当前刑事诉讼法所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针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继续进行犯罪或其他破坏活动以及为了保全证据和保证刑罚的执行,依法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方法和手段。

  一、刑事强制措施的特点与不足

  (一)关于取保候审。首先在法治发达国家取保候审是作为一种权利予以规定的,是属于羁押的一种替代措施。在我国取保候审则不是羁押的替代,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后,往往就标志着对其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判处实刑。在我国有关统计数据表明:70%以上被取保候审的人最后都没有再被追诉。而在法治发达的国家被保释和被追诉是普遍并存的。其次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期限规定不确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1规定“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危害社会的”可以取保候审。这使得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过大,标准难以把握,造成实践中司法机关采用取保候审的随意性很大,本该取保候审的而不被取保候审,不该取保候审的却被取保候审,而且无需为此提供理由和证明,这使取保候审成为办案人员手中的“遥控器”。新刑诉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据此分别规定了各自的取保候审期间不超过6个月、监视居住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实践中,因此可能存在对同一犯罪嫌疑人重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现象。最后,取保候审的妨碍司法侦查和脱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有相互串供、作伪证等妨害司法侦查的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致使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脱逃情况时常发生,给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极大困难。刑事诉讼法第55条、56条规定,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没收保证金或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逮捕。我国刑事法律未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的刑事责任,也未规定保证人故意帮助或过失放纵被取保候审脱逃的刑事责任,尤其是前者,没有给被取保候审人造成法律上的压力,而只是简单规定变更强制措施为逮捕,而被取保候审人一旦脱逃,逮捕事实上也无从实施。

  (二)由于规定的条件模糊,监视居住在实践中极少被采用。由于侦查技术落后、刑事犯罪案件比较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压力比较大,缺少或没有警力去实施监视居住这样的措施,因此就很少采用这一强制措施。

  (三)逮捕的条件过于苛刻。众所周知,新刑诉法放宽了逮捕的条件,把“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的条件忽略了逮捕必要性,带有实体定罪意义逮捕的条件过于苛刻。从中外对比情况看,我国的逮捕条件是最严格的,逮捕的首要条件是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实,而国外一般逮捕的条件是有重大犯罪嫌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因错捕而致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在批捕时往往以起诉的条件来替代逮捕的条件,无形中大大提高了批捕的条件。严格逮捕条件,虽然可以避免无辜公民被逮捕,但也因此使得刑事拘留很难与其衔接。公安机关对拘留的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在检察院不批捕的情况下,又担心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犯罪嫌疑人会脱逃,因而往往被迫违法超期羁押。刑事拘留与逮捕的脱节,充分说明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也就导致了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侵犯。是否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应该是审判阶段的决定,而报捕大多在立案不久、侦查工作尚未终结前,此时加以判断既不严肃也不科学,尽管刑诉法使用的是“可能”这一字眼,也类似于有罪推定的一种方法,从而使逮捕成为超出诉讼法意义上的范畴,而具有强烈的实体法意义。由于错捕导致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不起诉后会引发国家赔偿,因此逮捕条件从实体法意义上的把握更加严格,逮捕基本就相当于定了罪,没有特殊情况,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判刑,有些地方甚至把逮捕条件等同于起诉条件。

  二、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完善

  (一)完善取保候审的立法,提高取保候审的使用率,加强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监控。首先,我国应该确立“取保候审为原则,羁押候审为例外”的基本适用规则,取保候审作为羁押的一种替代措施,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再犯罪或实施妨碍诉讼活动的危险,否则都应当准许取保候审;其次,在有保证人保证和缴纳保证金之外,还可以增加类似出具保证书之类的保证方式以适用于没有保证金或保证人的特殊情况,也可以允许用非货币财产提供保证;第三,规定取保候审的比例原则:用财产提供担保的,应当提交与其现实经济能力相适应的担保财物或财产凭证,以预防嫌疑人实施妨碍诉讼的必要为条件。不得要求被取保候审人提交明显超出保证所需价值的担保财物或财产凭证;第四,明确取保候审的期限,我国刑诉法第58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但是根据最高检和最高法的规定,在审查起诉和审判时都要重新办理取保手续,这样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就可以达到3年。建议修改时该为侦查阶段不得超过6个月,审查起诉阶段不得超过3个月,审判阶段不得超过3个月,总共不得超过12个月。

  (二)保留监视居住并加以改进

  目前监视居住在实践中适用很少,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监视居住应当保留,因为这一制度相对于取保候审,更不会构成对穷人的歧视。而且对于某些犯罪嫌疑人它可能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和作用,例如对贪污贿赂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可以有效地防止其携款潜逃。保留这一措施,毕竟可以多一种选择。而且,这种措施也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加以改进。

  (三)将“逮捕”改为“羁押候审”,实行“逮捕前置主义”。从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逮捕制度的基本特征逮捕即产生羁押的效力,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羁押期限服从于公检法的办案期限。按照学者的解释,“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针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的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可见,无论按照我国行立法还是主流的学术理论,均认为逮捕与羁押基本同义。问题在于,这种没有明确区分的法律规定,极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正如有学者所言:羁押在我国“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也不是一种惩罚性手段,而是拘留、逮捕后的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持续状态,这种持续状态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逮捕在法律效力上仅限于逮捕的动作行为,而不具有长期羁押的法律效力。逮捕的后果并不必然是羁押,逮捕只是羁押的前提,即“逮捕前置主义”。逮捕后可选择“羁押候审”或“取保候审”。主张采用“羁押候审”这一用语,理由有三:其一,首先这一概念明确了该强制措施的基本特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在一定时间内被剥夺人身自由、被关押,这正是羁押制度的本质所在;其二,这一概念还揭示了采用强制措施的目的是“等候审判”,是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到庭接受审判,保障审判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防范手段,明确了羁押是一种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其三,“羁押候审”还与“取保候审”相对应,形成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身份确定后等候审判的两种方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强制措施体系。
来源:刑二庭
责任编辑:吴亚辉